又见李宏塔

下图:本文作者采访李宏塔的第一篇文章,发表于本报2005年7月3日第四版。(资料图片)

国庆节后的一天,央视一个节目组导演打来电话,说要做一期关于李宏塔的节目。节目组查询了大量资料,发现16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是最早、也是最全面介绍李宏塔的《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》。

那天,我找到了那张保存多年的报纸,带到节目录制现场。16年后再相见,李宏塔的头发几乎全白了,但是他的笑容依然那么真诚、实在。恍惚中,我似乎寻回了当年的记忆和激情

李宏塔与共和国同龄。他出生时,父亲李葆华任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,正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奔忙着;母亲田映萱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党委工作,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。出生才19天,李宏塔就被送进了一家市民托儿所,直到6岁才被接回家。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,从未给过他们一点特殊的照顾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。父亲轻车简从、埋头苦干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,给李宏塔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一天,有人给家里送了几袋新疆葡萄干,李宏塔拆开一包就吃。父亲下班回到家,发现了,立即严肃地说:“要记住,我们只有一个权力,为人民服务。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,这不是人干的事。”李葆华让家人把葡萄干退回去,李宏塔吃掉的那一包,也被折价一同退了款。

1966年,李宏塔中学毕业报名参了军。临别之时,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“要准备吃大苦。不能吃苦,就不能成人。”

李宏塔在江苏河口农场当了一名农垦兵。犁田、播种、插秧、除草、沤田,他样样都干,不怕苦不嫌累。那时,李宏塔身高体瘦,战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“大虾”。没想到,这位“大虾”在艰苦异常的劳动磨练下,身体变得健壮结实,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重担。在部队三年,他被评为劳动能手、神枪射击手、万米游泳能手。

从部队退伍后,李宏塔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。那时候,化工厂的技术条件比较落后,有害气体腐蚀性很强,要戴防毒面具上岗。第一天晚上,班长带领工人小费上班,让李宏塔跟班学习。到了深夜,小费睡着了,班长忙不过来,李宏塔就积极参加操作,当班长的助手。班长很高兴,说:“第一天就能上手,真不错。”李宏塔积极肯干,很快成了厂里的骨干。班长成了他的老师、好友,介绍他入了党。

几年后,厂里推荐李宏塔去上大学。从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,他回原单位当了一名技术员。因为工作成绩突出,又富有实干精神,李宏塔被推荐为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。1978年,他被任命为共青团合肥市委副书记。1980年,任共青团合肥市委书记、合肥市委常委。1983年,调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。

依靠勤奋苦干和聪明才智,李宏塔一步一步成长起来。有谁知道,其间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呢?

转眼,李宏塔38岁,要离开共青团了。组织部门向他征求意见,他毫不犹豫选择了省民政厅。他说:“我就是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。民政尤其实在,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。”

李宏塔如愿到了省民政厅,在厅领导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。期间,有人为他得不到升迁而“打抱不平”,可他自己却泰然处之。他认为,只要能够为百姓工作就心满意足了。

在安徽,李宏塔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出了名的。厅里要安排小汽车接送,他笑着说:“我还是骑自行车方便。”多年间,无论刮风下雨,他都坚持骑车上下班。有人曾提醒他,你不坐车,别的副厅长咋办?李宏塔说:“咱这是锻炼身体,并不影响别人坐车,干吗非要步调一致呢?”

久而久之,在李宏塔每天必经的长江路、六安路上,交警都知道这位高个、魁梧、满头灰发的中年人是民政厅厅长,敬意油然而生,见了面总要跟他打个招呼。

那些年,李宏塔骑坏了4辆自行车,穿坏了5件雨衣、7双胶鞋。2003年,李宏塔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,他笑称自己是“与时俱进”。

李宏塔的平民意识一直没有改变。他把骑自行车当成了一种体察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最好方式,他要让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脱离人民群众,当一个真正为人民办事的党员干部。

那年,有记者敲开了李宏塔的家门。踏进门槛,只见一个约8平方米的门厅,一张长方形餐桌占去了门厅的三分之一,餐桌用手一扶便有些摇晃。一台老式吊扇在头上慢条斯理地转着。家中的床与柜都是他结婚时买的,尽管有开裂的、脱漆的,他们依然舍不得丢弃。李宏塔说:“那都是正经木板做的。”在另一间屋里,刨花木板的组合柜、写字台以及电视、书柜把房间挤得满满当当。一组三人沙发因地方太小被分开放置。李宏塔风趣地说,这样正合适,谈话可以面对面了。由于房子小,家里的电视只有20寸。李宏塔幽默地解释,我就喜欢小电视,清晰度好。

安徽省人民政府1982年对干部住房标准有过这样的规定:“地、市和省直厅、局级以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,每户建筑面积70至95平方米。”可是,1981年就已是副厅级的李宏塔,1984年却搬进了55平方米的两居室,而且是位于楼的最西边,冬冷夏热。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。这期间,李宏塔调到省民政厅,曾先后4次主持厅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,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子。许多同志说:“不管哪一次,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、合理、又合法的。”但是,每到分房时,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,就按照老规矩办,先群众、后干部,而且是“后”到每一次他都没住上新房。

1998年,是国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。这一次,李宏塔有过思想斗争,可是当他看到许多年轻同志住房较差,需要改善,还是放弃了机会。

直到2000年,有关部门给李宏塔补了一套小房子,临街,噪音大。李宏塔让儿子去住,他们老两口仍住原来的房子。

作为厅长的李宏塔,只要稍稍为自己安排一下,哪怕只是得到他那个级别应该得到的,他一家的生活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但是李宏塔却固守清贫,而且心甘情愿。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钊,为创建北京小组,从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,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。儿女上学交不上学费,冬天家中买不起煤球,冷如冰窖。李大钊本人也衣食节俭,经常是一块大饼、一根大葱地对付一顿,衣服也近乎寒酸。从容就义时年仅38岁,“殁后则一贫如洗,棺椁衣衾,皆为友助。”

李葆华生前,家中的简朴让人难以置信。房子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,老旧的三合板家具、人造革蒙皮的椅子,沙发已塌陷2000年,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房,他说:“我住惯了,年纪也大了,不用调了。”而且多次谢绝装修。

“革命传统代代传,坚持宗旨为人民。”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对联,也是他的座右铭。

1998年,李宏塔担任省民政厅一把手。当时,正值民政部提倡开展制定救灾预案工作。针对历年安徽水灾频繁的状况,李宏塔率先提出了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案。之后,他一个地市一个地市地跑,狠抓落实,要求写进政府的工作报告中。结果预案刚刚做完,就遇到了百年罕见的大水。因为安徽有备而战,灾民安置得很好,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评价。

2003年夏天,淮河、滁河流域发生水灾,李宏塔连续20多天奔走在灾区。他晴天一身汗,雨天一身泥,衣服湿了干,干了湿,渴了喝几口矿泉水,饿了啃几口干粮,不顾疲劳,起早贪黑。那段时间,他累瘦了,晒黑了,胳膊上的皮肤由红变黑再变“花”,脱了好几次皮。

安徽省民政部门的同志都知道,李宏塔有三句“名言”:视孤寡老人为父母,视民政对象为亲人,视孤残儿童为子女。

一年中,李宏塔有一多半的时间在基层度过。他秉承了父亲的工作作风,下乡都是轻车简从,不向有关市、县打招呼,经常直接让司机“把车子开到进不去的地方”,然后步行进村入户,检查救济粮的发放情况,要出存折核对优待抚恤金有没有到位。他说:“我们多一点辛苦,群众就少几分痛苦。”从百姓家里出来,他再到乡镇了解情况,最后到县市听汇报。如此一来,很多同志都熟悉他的“反方向工作法”,在他面前汇报工作,丝毫不敢掺水分。

李宏塔是那种把理想、精神、信念看得很重,而把物质享受看得很轻的人。他说:“先辈教育我,要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,始终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中。”有人觉得不可思议:“你为什么不追求车子、房子、位子?”李宏塔诚恳地说:“进入市场经济以后,有些人的价值观、人生观变了,其实我做的只是为官的本分,公务员就应该这样做。”这就是李宏塔,为人做官坦诚、朴实,对党的事业忠诚,对人民感情至深。

沧海桑田,三代人,一根红线,让人感受到了人像金子一般闪光的高贵品质。在革命家风影响下,李宏塔从小就受到了为人民服务和廉洁教育。他的信仰是生长在骨子里的,是活在灵魂里的。

2008年,李宏塔当选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,在全国两会上,常能听到他为困难群众“发声”。退休后的李宏塔选择了加入中华慈善总会,依旧为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四处奔走。他说,慈善能直接为最困难的群众服务,这是我晚年的一件幸事。(作者:沈俊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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